（6）学生干部的选拔机制和流程。
此外，许多教育行政管理活动在本质上都是一种行政执法行为，但它们往往被视为管理手段而非执法行为。这也形成了园内执法和园外执法的相对区隔。
这从《沈阳市教育局行政执法事项清单》中可见一斑，如执法项目仅有处罚、许可和其他三类，共计7项内容，远低于其他城市，且执法范畴极为狭隘，未将违规招生、违规办学的行政处罚及各类行政检查活动纳入权力清单。国家有必要设定裁量基准予以明确并做到信息公开。1．管制任务宽泛行政执法是行政主体依法实施的直接影响相对方权利义务的行为，或者对其权利义务的行使和履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的行为。若狭隘地认为教育行政执法主体仅限于教育行政机关，其他主体只能借助于一次或多次运动式执法予以协同，那么一旦专项治理活动结束，执法权的疲软现象又会呈现出来。当然，上述措施的功能发挥仍然以执法行为的制度化和规范化为前提，亦即柔性执法的开展方式、程序运作及其救济机制有赖于相关的配套制度建设，由此引发的纠纷解决也应被纳入法律渠道。
例如，教育行政执法三项制度的推广，就是国务院于近年来推行的行政执法三项制度在教育执法领域的具体体现，亦即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并被明确纳入《教育部关于加强教育行政执法工作的意见》之中。有的学者也曾指出，教育领域的技术性、专业性、学术性及自主性等众多特质，使得教育执法权有别于其他执法权。[7]如《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章程》第115条规定：学校党委负责监督章程的执行情况，依据章程审查学校内部规章制度，受理对违反章程的管理行为、办学活动的举报和投诉。
一般而言，大学章程会伴随大学的存续而持续存在，因而大学章程没有必要指明何时其效力终止。其中，程序的启动要明确规定什么人或者组织在何时能够提起审查请求。在推进国家治理和法治国家建设的征程上，大学章程终将融入其中，其应有的价值和作用亦会渐渐显现。根据享有审查权的具体机构的不同，审查模式可分为制定权主体审查模式、专门机构审查模式和其他机构兼职审查模式。
二是会议审议，即经初步审查认为应当予以解释的，由工作机构提交章程解释权组织，目前主要是党委会或其常委会，也就是通过召开党委全体会或常委会会议的形式，对待解释事项集体讨论，并作出是否解释的决定。基于此，本文将以大学章程实施为中心，着重探讨大学章程实施的形态和路径，兼谈大学章程的生效要件和大学章程实施的保障机制。
具体的审查方式及各审查方式的具体程序等。在这个层面上，大学章程被视为与公司章程无异，但其实远没有如此简单。与之相应的是，对于存在于校区范围之外的人或者事，大学章程并不绝对地不产生约束力。2.现行章程监督保障机制的不足通过前文对现行章程审查方式和模式的介绍，结合整体样本对此规定的情况，不难发现，现行章程监督保障机制尚有很多不足，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章程的监督保障机制尚未受到重视。
第一，专门章节规定章程实施的监督保障机制。因《高等教育法》已明确规定我国公立高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在法律没有修改之前，章程对于学校治理结构的可创造空间较为狭窄，从而导致被核准章程之间在治理结构或管理体制上十分相像。即便章程未规定生效日或规定的生效日同核准书所载核准之日生效一致，章程和核准书之间就不会存在冲突，但由于核准之日会稍晚于章程公布之日(如前例中前后相差3日)，按照公布方对外发生效力的法律准则，核准之日的章程虽生效，但并不对相关主体行为发生效力。五是经校长办公会审议、教职工代表大会讨论、党委会审定的，有3所高校。
第三，构筑完备的审查方式。况且，17份章程并未穷尽所有可能的审查方式组合。
在样本章程中，有4份章程即采取此种模式。具体有以下四种：1.两环节制定程序在92份章程核准书中，通过两个环节来制定章程的高校仅有四所，且这四所高校的两个环节又各不相同。
基于此，高校自然不会深入琢磨章程实施的问题，抱着随便找一个机构来监督的心态，章程实施的监督机构多为兼职而非专职。赵玄，北京大学法学院宪法学与行政法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章程选择了哪种审查方式，就注定了章程实施的保障程度。其一，党委是依章治校的领导者，应当肩负起相应的领导职责。3.章程实施监督保障机制的新构建通过梳理现行章程实施保障制度并对其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可以知悉今后在章程实施监督保障机制完善上，应着力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努力。经中国科学院同意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共2份章程。
按照《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的规定，章程本应于大学设立之前提交于有关教育主管部门，其作为审批材料之一种，对此类大学章程的核准毫无疑问应理解为一种许可或确认，总之应归为行政法上行政行为之列。直至教育部《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开始实施的2012年，大学章程建设方再次被重视起来。
组成人员应有定额和任期的限制，需要通过适当的民主程序产生，并经学校党委的审定，由校长予以聘任。由党委监督章程实施，其审查模式必然釆用党委通常的议事规则和运行机制。
(一)大学章程的效力1.大学章程的时间效力大学章程的时间效力是指大学章程开始生效与效力终止的时间，表征的是大学章程效力在时间轴上的持续性。尽管17份章程已经呈现出多样化的审查方式，但具体到特定的一个章程而言，多样化就成为唯一。
经国家体育总局同意的北京体育大学章程。《暨南大学章程》则采用了教职工代表大会讨论加党政联席会审定的模式。大学章程最终要通过以广大教职工和学生为代表的大学成员以及以校院治理结构为代表的各种单位组织，通过权利的享有、义务的承担、职权的履行、责任的确定等实现章程的规范效果，使静态的文本行动起来，跃然于纸上。(一)大学章程须经法定的程序制定按照《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第3章章程制定程序的规定，首先，大学章程须经起草以及校内外利害关系者的广泛讨论与协商形成章程草案。
理论上讲，所有担负章程实施义务的人均可以个人名义或组织名义提起解释要求，但由此可能会造成提起的随意性，有必要以组织提起为原则，即个人也应当通过代表途径由一定的组织来提起解释。[6]如《东南大学章程》第85条规定：学校各部门可根据本章程制定具体实施细则或修改相关规章制度，并报学校党委会审议核准
另一方面，硬法也不能越位。这些非强制性、诱导性、互动性手段的出现本身就反映出教育行政管理职能转化，以及权力行使方式转变，更加有利于管理目标的实现。
三、权力自主:教育行政执法权的广义理解若从广义角度来看，许多教育行政管理活动在本质上都是一种行政执法，执法主体包括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其他行政部门、被授权组织(如学校)等，但这些主体实施的教育管理活动往往游离于执法规制体系之外，权力运行的自主性始终难以得到有效控制。二、权力弱化:教育行政执法权的狭义理解关于教育行政执法弱化的讨论由来已久，这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对教育行政执法主体、行为、范畴等认识较为狭隘，以致实践中出现责任主体单一、强制手段缺失、资源配置不足等问题，教育法也一度被批评为软法。
例如，上海市教育督导事务中心对违规办学行为形成了通知—质询机制:若主动承认并作出检查、整改，可以减轻或免于处罚;若拒不承认或未采取有效整改措施则会出示证据，进而实施刚性制裁。例如，作为行政许可的学位点授权、作为行政检查的各类教育检查考核、作为行政处罚的教师资格撤销等都属于教育行政执法。事实上，许多授益型执法行为的裁量权幅度与相对人权益紧密关联。对于宪法或者法律授予教育系统的自治权，硬法不得违反效力高于它的其他硬法规范，也不宜随意压缩软法的自治空间。
这种裁量权在实践中被滥用的可能性也较大，极易给学校、其他教育机构、师生等主体的权益造成损害。当然，上述措施的功能发挥仍然以执法行为的制度化和规范化为前提，亦即柔性执法的开展方式、程序运作及其救济机制有赖于相关的配套制度建设，由此引发的纠纷解决也应被纳入法律渠道。
3．实现硬法规范与软法规范的共治教育行政执法包括校园执法和园外执法，执法依据也有硬法和软法之分。2．构建教育行政执法的法律规制体系坚持教育行政执法的广义界定，目的在于将许多广泛运用的管理行为型式化，从而结束这些教育管理活动方式长期游离于教育执法框架之外的局面，并为其法律规制提供基本的分析范式(行为种类、设定依据、主体、权力、责任、救济等)。
摘 要：对教育行政执法的界定模糊,加剧了权力运行的强弱两极化格局:在狭义层面,执法主体单一、行为种类有限、执法范畴狭隘导致教育法律的实施效果相对有限;而在广义层面,管制任务宽泛、程序制约粗疏、裁量空间扩张又使得执法权行使的自主性有所彰显。这种特殊优位关系与科层制的等级权威有所差异，它体现的是专业理性和知识尊严，也是教育法中特别发达的法律关系类型和理论构造。
